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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學為學知識,更為長見識

2017/04/05 14:12:55 編輯: 加拿大 瀏覽次數(shù):294 移動端

  經常有中國學生和家長,向丁學良咨詢:通過上國外大學的遠程課程或參加在華的合作項目拿他們的學位,如何?

  丁學良常常答非所問,總是直言相告:若有條件,還是出國學習一段時間為好。丁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,1984年曾赴美讀書,8年后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,先后在哈佛大學、國立澳大利亞大學和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從事教學或研究。

  這個在西方學術環(huán)境里浸淫多年的學者的理由是,留學的意義不僅僅是在課堂里讀書,還包括在書本和課堂之外的廣義學習和體驗,從親身接觸或相處的人身上,細心觀察、琢磨乃至有選擇地學習他們如何做學問、做事業(yè)和做人。

  于是,當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邀請丁學良寫一本與留學有關的書時,他決定不像寫“留學指南”那樣泛泛地寫留學的過程,而只寫讓自己“終身受益”的經歷。

  2011年夏天,這本被作者自己稱作“投入最深,浸透著三十春秋情懷”的《我讀天下無字書》一書面世。書里記錄的大都是丁學良留學和任教海外期間,所接觸的人與事,這些人大都頗有獨到之見和特別之處,他們在今天也多是大名鼎鼎的人物。如哈佛大學教授、研究中國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世界著名學者馬若德,著名思想家丹尼爾·貝爾,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、當代任期最長的美國大學校長、匹茲堡大學前校長波士瓦,丁學良在匹茲堡大學留學時的鄰居作家王小波、李銀河夫婦等。

  作者并不掩飾自己寫此書的野心,他試圖以自己在哈佛等地的親身經歷,把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骨骼血肉和盤托出”,還試圖與人分享自己過去20多年讀天下這本無字大書的心得和體會。他認為自己在留學過程中,所獲取的這些啟迪的價值,并不亞于自己曾刻苦閱讀的專業(yè)知識的價值。

  或許正因為如此,丁學良會本能地把自己在國外的所見所聞,拿來與中國的相關事情做對照比較?!盀槭裁粗袊皇沁@樣的?”“為什么外國在這件事情上不像中國那樣?”通過一次次的反問與反省,他認為自己在“天下”這本無字大書中,除了學到了知識,更多學到的是見識。

  這也正是丁學良所強調的“留學”的價值所在。而在留學過程中,他也曾發(fā)現(xiàn),直覺的經驗和理性的學理常常相通。

  上世紀60年代后期,在丁學良的故鄉(xiāng)安徽宣城,某農墾師師長曾是時任南京軍區(qū)司令員許世友的衛(wèi)士長,許世友將自己的兩個兒子托付給師長照顧。由于身處動蕩年代,兩個孩子被要求隱瞞真實身份。但年紀較小的那個孩子有一天還是告訴宣城的小伙伴們:“我們家在南京,到我們家來的叔叔都是大胖子?!边@一下讓其他孩子傻了眼。

  那年頭在宣城的數(shù)萬人里,也就三五個大胖子,除了縣委書記和縣長,剩下的就是縣委大院里的師傅。于是,其他孩子便推測,這倆孩子爸爸的官職“肯定比縣委書記、縣長要大得多”。

  帶著這種深刻的童年記憶,丁學良在10多年后到了美國留學。在課堂上,西方最著名的科學技術史專家之一、哈佛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戴維·蘭德斯告訴丁學良等學生,衡量富國窮國的指標系統(tǒng)復雜多樣,但有一條金科玉律可以到處試用:窮國人民和富國人民都關心“吃”的問題,只是窮國人民關心怎么才能吃得飽,富國人民則關心怎么才能吃得不發(fā)胖。在物資普遍極度匱乏的年代,大胖子往往就是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形象表征。

  而又過了10多年后,帶著滿腹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知識,丁學良在1999年和20多名青年經濟學家到朝鮮考察。在相處稍微熟悉一些后,對方的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問道:“你們都是中國的大領導大干部吧?”這個問題讓丁學良等青年學者很詫異。對方隨即解釋說,“因為你們都是胖子?!边@讓丁學良意識到,他們在城鄉(xiāng)考察期間,看到到處都是普遍偏瘦的百姓,個別領導則除外。

  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記憶,也想起了老師在哈佛課堂上所講到的那些理論知識,也更加深刻地意識到“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”的價值。其價值不僅在于學知識,更在于長見識。

  正是在留學過程中,丁學良見識了什么叫“見識”。上世紀80年代,“亞洲四小龍”創(chuàng)造的經濟奇跡,正引起世人矚目,馬若德卻根據(jù)自己的觀察,作出了不同的判斷。1980年,馬若德便在英國《經濟學人》上發(fā)表長文,結尾時稱,“在以后的幾十年里,四個現(xiàn)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夠使中國內地得到轉變,那么一個經濟強力的中心將在東方興起。相對于這個中心而言,‘四小龍’的經濟奇跡,也只不過是太陽邊上的一點點光暈而已?!?/p>

  30多年后的今天,馬若德的判斷似乎得到了印證。而在丁學良看來,在30年前就能清楚地描述出歷史大趨勢,這便是“見識”。馬若德還告訴丁學良等中國留學生,“對中國的年青一代來說,在走向四個現(xiàn)代化的路上,你們不能脫離中華文明兩千多年的大背景”。

  在馬若德的引薦下,丁學良得以進入哈佛大學,并師從著名學者丹尼爾·貝爾。在那里,他見識了這位非常權威主義但并不獨斷的老先生的為學和為人。貝爾不僅會給學生開好閱讀書目,還會讓秘書把書從自己的私人圖書館里找出來,方便學生閱讀。

  老師貝爾開列的這些著作,曾讓丁學良吃盡苦頭。當時,這名留學生曾信誓旦旦地告訴伙伴們,學成歸國后,他一定要把在美國留學的經歷毫無保留地寫出來,連書名都想好了。

  “什么書名?《海外學子》?”“不,《談何容易》。”

  在留學經歷結束近20年后,丁學良終于寫出了這本書,不過書名并不叫《談何容易》?;蛟S在經歷了多年的成長和成熟后,他已明白要讀懂天下這本無字之書并增長見識,其難度更甚于當年學習那些令他痛苦不已的專業(yè)知識。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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