留學為學知識，更為長見識

　　經常有中國學生和家長，向丁學良咨詢：通過上國外大學的遠程課程或參加在華的合作項目拿他們的學位，如何?

　　丁學良常常答非所問，總是直言相告：若有條件，還是出國學習一段時間為好。丁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，1984年曾赴美讀書，8年后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，先后在哈佛大學、國立澳大利亞大學和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從事教學或研究。

　　這個在西方學術環(huán)境里浸淫多年的學者的理由是，留學的意義不僅僅是在課堂里讀書，還包括在書本和課堂之外的廣義學習和體驗，從親身接觸或相處的人身上，細心觀察、琢磨乃至有選擇地學習他們如何做學問、做事業(yè)和做人。

　　于是，當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邀請丁學良寫一本與留學有關的書時，他決定不像寫“留學指南”那樣泛泛地寫留學的過程，而只寫讓自己“終身受益”的經歷。

　　2011年夏天，這本被作者自己稱作“投入最深，浸透著三十春秋情懷”的《我讀天下無字書》一書面世。書里記錄的大都是丁學良留學和任教海外期間，所接觸的人與事，這些人大都頗有獨到之見和特別之處，他們在今天也多是大名鼎鼎的人物。如哈佛大學教授、研究中國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世界著名學者馬若德，著名思想家丹尼爾·貝爾，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、當代任期最長的美國大學校長、匹茲堡大學前校長波士瓦，丁學良在匹茲堡大學留學時的鄰居作家王小波、李銀河夫婦等。

　　作者并不掩飾自己寫此書的野心，他試圖以自己在哈佛等地的親身經歷，把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骨骼血肉和盤托出”，還試圖與人分享自己過去20多年讀天下這本無字大書的心得和體會。他認為自己在留學過程中，所獲取的這些啟迪的價值，并不亞于自己曾刻苦閱讀的專業(yè)知識的價值。

　　或許正因為如此，丁學良會本能地把自己在國外的所見所聞，拿來與中國的相關事情做對照比較?！盀槭裁粗袊皇沁@樣的?”“為什么外國在這件事情上不像中國那樣?”通過一次次的反問與反省，他認為自己在“天下”這本無字大書中，除了學到了知識，更多學到的是見識。

　　這也正是丁學良所強調的“留學”的價值所在。而在留學過程中，他也曾發(fā)現(xiàn)，直覺的經驗和理性的學理常常相通。

　　上世紀60年代后期，在丁學良的故鄉(xiāng)安徽宣城，某農墾師師長曾是時任南京軍區(qū)司令員許世友的衛(wèi)士長，許世友將自己的兩個兒子托付給師長照顧。由于身處動蕩年代，兩個孩子被要求隱瞞真實身份。但年紀較小的那個孩子有一天還是告訴宣城的小伙伴們：“我們家在南京，到我們家來的叔叔都是大胖子?！边@一下讓其他孩子傻了眼。

　　那年頭在宣城的數(shù)萬人里，也就三五個大胖子，除了縣委書記和縣長，剩下的就是縣委大院里的師傅。于是，其他孩子便推測，這倆孩子爸爸的官職“肯定比縣委書記、縣長要大得多”。

　　帶著這種深刻的童年記憶，丁學良在10多年后到了美國留學。在課堂上，西方最著名的科學技術史專家之一、哈佛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戴維·蘭德斯告訴丁學良等學生，衡量富國窮國的指標系統(tǒng)復雜多樣，但有一條金科玉律可以到處試用：窮國人民和富國人民都關心“吃”的問題，只是窮國人民關心怎么才能吃得飽，富國人民則關心怎么才能吃得不發(fā)胖。在物資普遍極度匱乏的年代，大胖子往往就是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形象表征。

　　而又過了10多年后，帶著滿腹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知識，丁學良在1999年和20多名青年經濟學家到朝鮮考察。在相處稍微熟悉一些后，對方的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問道：“你們都是中國的大領導大干部吧?”這個問題讓丁學良等青年學者很詫異。對方隨即解釋說，“因為你們都是胖子?！边@讓丁學良意識到，他們在城鄉(xiāng)考察期間，看到到處都是普遍偏瘦的百姓，個別領導則除外。

　　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記憶，也想起了老師在哈佛課堂上所講到的那些理論知識，也更加深刻地意識到“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”的價值。其價值不僅在于學知識，更在于長見識。

　　正是在留學過程中，丁學良見識了什么叫“見識”。上世紀80年代，“亞洲四小龍”創(chuàng)造的經濟奇跡，正引起世人矚目，馬若德卻根據(jù)自己的觀察，作出了不同的判斷。1980年，馬若德便在英國《經濟學人》上發(fā)表長文，結尾時稱，“在以后的幾十年里，四個現(xiàn)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夠使中國內地得到轉變，那么一個經濟強力的中心將在東方興起。相對于這個中心而言，‘四小龍’的經濟奇跡，也只不過是太陽邊上的一點點光暈而已?！?/p>

　　30多年后的今天，馬若德的判斷似乎得到了印證。而在丁學良看來，在30年前就能清楚地描述出歷史大趨勢，這便是“見識”。馬若德還告訴丁學良等中國留學生，“對中國的年青一代來說，在走向四個現(xiàn)代化的路上，你們不能脫離中華文明兩千多年的大背景”。

　　在馬若德的引薦下，丁學良得以進入哈佛大學，并師從著名學者丹尼爾·貝爾。在那里，他見識了這位非常權威主義但并不獨斷的老先生的為學和為人。貝爾不僅會給學生開好閱讀書目，還會讓秘書把書從自己的私人圖書館里找出來，方便學生閱讀。

　　老師貝爾開列的這些著作，曾讓丁學良吃盡苦頭。當時，這名留學生曾信誓旦旦地告訴伙伴們，學成歸國后，他一定要把在美國留學的經歷毫無保留地寫出來，連書名都想好了。

　　“什么書名?《海外學子》?”“不，《談何容易》。”

　　在留學經歷結束近20年后，丁學良終于寫出了這本書，不過書名并不叫《談何容易》?；蛟S在經歷了多年的成長和成熟后，他已明白要讀懂天下這本無字之書并增長見識，其難度更甚于當年學習那些令他痛苦不已的專業(yè)知識。?